「北京政府是否要用澳门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有人认为澳门作为相对香港的「好孩子」，能获得更多空间。然而，「好孩子」真的就有糖吃吗？图为在澳门获得孩子们热烈欢迎的习近平。 图／政府新闻局
过去半年澳门的转变巨大。最为外界所知，应是官方在政局相对稳定下，将澳门民主派议会参选人如香港般全部DQ（disqualify），把原来就微弱的议会反对声音扫进坟墓。如此情况，有人说是打破过去认为澳门作为相对香港的「好孩子」，能获得更多政治空间的印象。实际上，「好孩子有糖吃」的悖论不仅出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亦同样出现。
一年多前，海外与台湾媒体曾有这样的热议：北京政府是否要用澳门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
因为在2019年底中国主席习近平访澳，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前夕，路透社获独家报导指中国领导人将在澳门宣佈一系列新政策，誓要把澳门从赌城转型为金融中心，并将从前给予香港的优惠分给澳门。2019年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外界认为此举是要用「听话的澳门取代麻烦的香港」。
那么澳门取代香港的步伐至今前进了多少？实际上，澳门并未因为紧贴中央政策而获得较香港多的政策优惠，反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因为国家新政策已遭受不同程度衝击。因此，若论澳门能否取代香港或许是个伪命题，除了两地在政经和文化各层面上不尽相同，于现实层面也未见取代趋势——由此，以下也就三个层面作为解释，分别为：香港与澳门的金融经济状况比较、澳门赌博业如何受疫情衝击和被政府盯上整顿，以及如今愈发收紧的政治空间。
2019年，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前夕，路透社指中国领导人将在澳门宣佈一系列新政策。当时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外界认为此举是要用「听话的澳门取代麻烦的香港」。 图／路透社
实际上，澳门并未因为紧贴中央政策而获得较香港多的政策优惠，反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因为国家新政策已遭受不同程度衝击。图为2019年，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图／美联社
▌金融：媒体炒作的议题
先简单比较过去一年港澳的经济状况，两地的「受灾」程度看似相约，但产业相对单一的澳门其实更为脆弱。2020年6月，香港在新冠阴霾下同步实施《国安法》，疫情与新法的混合效应让本地失业率直接由疫情前三年的平均3%，攀升至2020年第三季至今的平均5%；然而澳门早在2009年就通过了《国安法》，本地失业率同样因为疫情打击，由同期平均2.5%升至约4%。
此外，今年计算至8月已过去大半年，中国大陆赴澳门遊客量仍只有460万，仅剩2019年全年2800万中国遊客的六分一。中国遊客因为疫情出不来，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澳门旅遊博彩业随即坐困愁城，撑不下去的中小企纷纷结业，资本相对雄厚的旅遊博彩业者则相继实施无薪或半薪假。
比失业率更能反映状况的是澳门就业不足率，由疫情前平均0.5%升至2020第三季至今的平均5.4%。但同期香港的就业不足率只由平均1%升至约3.4%，因为即使香港旅遊业受重创，仍有疫下蓬勃发展的本地电商与金融业支撑。
数据无法骗人，2019年和2020年澳门人均GDP由8.1万美元腰斩至3.5万美元，香港则只由4.8万微跌至4.6万。
因此，回过头看澳门要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一事，就更能理解为何说是媒体炒作的伪命题。事实上，从2019年2月中央公布要在澳门设立人民币结算的证券市场；到10月媒体报导广东省将牵头成立「澳门证券交易所」，北京从未确切提及澳门的金融改革目的为取代香港。相反，澳门交易中心早就定位债券为主，股票为副，服务对象也主要为广东等地企业，与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交易所的规模不可双题并论。然而上述提到路透社报导后，媒体才大肆讨论澳门取代香港的可能性，某程度可说是无中生有。
受疫情打击，澳门失业率由同期平均2.5%升至约4%。 图／新华社
图为从澳门半岛以无人机俯瞰澳门旅遊塔（中）与相连的广东省横琴岛。因为澳门土地不足等问题，北京正推动将澳门与横琴在经济和生活上进一步融合，打造所谓「横琴粤奥深度合作区」，当中亦包括将澳门交易所设于横琴等假想。 图／新华社
其次，习近平不但未有在访澳期间如报导般送上「大礼」，香港的金融发展在一年下来也没少中央支持。去年大量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热络的资本市场到今年才因为中央的去杠杆政策而降温。且中央也继续将香港市场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例如9月才刚落实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计划，让每天最多3000亿人民币在香港与中国间进行结算。这些待遇都不太像「坏孩子」的惩罚。
有趣的是，某些舆论确实认为澳门有力取代香港，原因之一是前者的政治稳定将能吸引厌倦政治风波的金融菁英。但这样的观点也是过度乐观，不理解澳门的社会现实。
第一，即使澳门金融业已是本地第三大产业，其生产总值仍只佔一成左右，缺乏产业吸引力。且认真由政府推动的金融培训计划到近年才正式啟动，虽然没有相关人才数据，但澳门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也早已获本地大学承认。第二，引入外地金融人才也将是困难重重，因为澳门人害怕竞争、排外的「保护主义」将大大阻碍相关政策执行。这论点同样得到大学教育者认同，在我们曾经收集并统计的歷年澳门遊行数据亦表示，禁止外劳与移民政策等议题经常成为澳门社会不满的来源。澳门要培养出如香港般大量的金融人才，恐怕并非朝夕之事。
两地金融业如此明显的水平差异，国际社会亦看在眼内。当澳门要取代香港的消息在2019年传出，《CNN》便明确表示香港仍会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继续担当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当年香港交易所全球市值排名第五，两年后的今天仍稳居第六；《华尔街日报》更直接以〈澳门无法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为题，点出澳门银行业过于依赖中国资金是原因之一，其中国大陆资产佔比已由2009年4.2%升至2021年初的42.8%。反观，近年香港银行业虽也积极发展大陆业务，同样的资产佔比在2019年仍只有29.4%，资本明显较澳门分散。
这波「黑天鹅」般的全球疫情，再度提醒国际社会压注单一市场、供应链或产业都不是好事。产业相对分散且定位清晰的香港，因此获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2021年初评为「稳定」，更相信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以对冲其政治变化；然而对于澳门，即使同样获「稳定」信用评级，却被直言其经济注定受单一产业与市场高度影响。所谓的单一产业，也就是澳门博彩业。
2019年，时值香港反送中运动和澳门回归20週年，原外界预期习近平有可能将从前给予香港的优惠分给澳门，让「听话的澳门取代麻烦的香港」，不过习近平未有在访澳期间如报导般送上「大礼」。图为习近平与澳门特首贺一诚。 图／美联社
中国在9月才刚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计划，让每天最多3000亿人民币在香港与中国间进行结算。这些待遇都不太像「坏孩子」的惩罚。图为2020年1月因参与反水货示威（当地人不满水货客将香港货品送到中国，导致日用品短缺和物价上升）而被逮捕的示威者。 图／路透社
▌赌业：叫苦连天
那么，长年佔澳门GDP达五成、政府收入达八成的赌业又如何呢？
2014年，澳门赌业税收来到歷史高位的1288亿澳门元，直接佔掉政府收入79%，这两个数字在2002年赌权开放时仍只是76亿与50%，澳门超过7.8万本地居民，即28%的本地劳动力在昏暗的赌场日夜工作。骨子裡本就厌恶博彩业的共产政权，在新领导人的雷厉风行下于2014年——博彩业如日中天时——开展打贪运动，限制中国遊客在澳门的提款额度，自此澳门博彩业从未回到歷史高点。疫情前，博彩业在2019年的赌税收入为1127亿，2020年虽掉至仅剩298亿，却仍然佔同年政府收入62%，供养26%的本地劳动人口。
面对北京长期不满澳门赌业过度膨胀，当然也不会因为要「整顿」香港，反过来改变对赌业的看法。相反，为了遏止国内资本透过澳门赌业外流，中央在过去一年反而是不断加大管制。
尤其，针对过去最赚钱的澳门赌厅，这些专门服务中国豪赌客的赌厅，不少与东南亚地下或线上博彩合作，中国公安部过去一年已数次批评这些跨国博彩造成上千亿的资本外流，遂祭出国人外遊的地区黑名单，又重鎚打击介绍国人到外地赌博等中介业务，这些中介人业务，不少便由澳门业者操盘。疫情外加中央规管，早已让这些赌厅东主叫苦连天。
受全球性的新冠病毒打击，澳门博彩业收入自2020年起呈现雪崩式下跌，至今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平。（Source: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 图／作者整理
澳门赌业常年佔澳门GDP达五成、政府收入达八成，其中过去最赚钱的澳门赌厅，也专门服务中国豪赌客。图为2004年，澳门金沙娱乐场开始营业之际，上千名遊客——尤其以中国遊客为主——准备衝进赌场。 图／路透社
骨子裡本就厌恶博彩业的共产政权，在新领导人的雷厉风行下于2014年——博彩业如日中天时——开展打贪运动，限制中国遊客在澳门的提款额度，自此澳门博彩业从未回到歷史高点。 图／路透社
而最近出炉的《博彩法》谘询，则再次给澳门博彩业拨了盘冷水。原本外界认为中央在看见澳门赌业受疫情打击后，将在赌牌续约上释放一些利好消息，例如放宽赌牌数量或加入线上博彩等新兴元素。然而谘询报告竟通通欠奉，不但建议禁止「副牌」存在（即拥有正式牌照的博企以转批给方式分出经营权，目前澳门博企是三正三副），更要求在管理层加入政府代表与增加本地股东比例等监管措施。
当然，中央较不可能摘去目前的三个副牌，这将导致海量失业大军，但相关监管措施，外加早前澳门特首明确表示承担澳门未来十年发展的横琴新区，将不会容许任何赌博元素等负面消息，迅即让市场看淡澳门赌业发展，永利、金沙等在疫情间决心切割美国业务以专注亚洲市场的美资，其股票也在数日内蒸发百亿美元。
北京规管澳门博企是长期趋势，不会受疫情左右，未来也只会越发严格。除了实际上透过法律手段，金融科技也可能是另一监管措施。例如近年中国积极推行的「数字人民币」，若将整套技术应用进赌场，未来赌客将（或只能）透过受监控的数字钱包进行筹码兑换，如此官方便无需担心资金无法追踪而被应用于洗黑钱等违法行为。
这些推论并非空穴来风，澳门政府已在积极配合推行金融电子化，不但推出整合所有电子支付的中央支付系统「聚易用」，连派发疫情消费券也一度只能用支付APP领取，最近更直接容许澳门大众，利用阿里巴巴与腾讯等支付服务进行与中国的跨境汇款。这些措施都代表澳门与中国的深度整合与无现金化已是大势所趋，过去作为澳门博彩收入主要来源的赌厅经营者，在「水清则无鱼」的道理下已纷纷结业或迁向东南亚。总的来说，本地赌业似乎未因为香港乱局而获得任何祝福。
北京规管澳门博企是长期趋势，不会受疫情左右，未来也只会越发严格。 图／美联社
▌政治：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新常态
最后是可能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政治发展，因为过去一年的事实显示，澳门并没有因为足够「乖」而获得更多政治空间。先简要整理这些涉及政治权利的事件。
2020年6月，澳门警方以防疫为由禁止居民发起「六四纪念集会」，并以「一人成示威，二人成集会」的有争议理由带走集会者；2021年4月，媒体报导疑似有缅甸籍移工发起声援昂山素姬活动而被警方带走与遣返，其后警方表示相关政治表达权利只有澳门居民享有，但后续由澳门居民发起的声援集会亦在压力下取消；6月，警方不只以疫情为由，直接以「六四集会」煽动颠覆中共领导而再度禁止集会，这一政治宣判等于将已连续廿多年的纪念活动画下句号；一个月后，官方剥夺多名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选举资格，理由是曾发表支持六四言论，如香港般上演了DQ（disqualify）戏码。
如果说政治事件也应该有比例原则，须达到如香港民主派般「揽炒」的抗争程度才召致后来的大规模DQ结局，那么澳门近年既没有大规模抗争，其民主派也早已远离最敏感的政治议题，甚至国家领导人都多次表示澳门是「一国两制」典范，最终却获如此「招待」，除了归究香港连锁效应，不少人其实摸不着头脑。
澳门大众对DQ事件的反应，部份反映在今届选举的投票变化上，即总票数既明显回落，而空白票和废票数则达歷届之最。(Source: 澳门立法会选举) 图／作者整理
澳门并没有因为足够「乖」而获得更多政治空间。今年7月，官方剥夺多名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选举资格，理由是曾发表支持六四言论，如香港般上演了DQ戏码。 图／澳门有线电视
但问题正正在于中央的态度变化，或者说澳门在中央政策下早已不能独善其身。事实上，从2014年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指出港澳必须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后，澳门的政治空间已经有所变化。例如遊行集会被拘捕的人数增多，法院对政治案件的判决开始由过去保守的法条解释，转为更进取地纳入当下政治局势的判断（如六四集会），再到目前的DQ事件，都标誌着澳门当局是在「积极」迎合中央政策。
过去国家力量可能无暇顾及边陲小城，只要交上亮丽经济成绩便合格过关，现在领导人的打分标准改变了，小城也就不能再躲在背后「躺平」，而必须与邻埠一样积极回答这份国家级试卷，所有孩子无分好坏一视同仁。
理解澳门近年在金融、主要产业与政治领域的发展，对于澳门能否取代香港的问题，心中应有清晰答案。但回过头说，为什么「澳门取代香港」当真能成为议题呢？要知道，两地除了同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其产业、殖民歷史与政治文化其实相当不同，这些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也多有讨论。然而，正是因为中央在一国两制的影响力太过强大，让从单一面向的解释往往有着见树不见林的问题，无视港澳两地根本差异对双城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而说出这些差异，似乎也只能是港澳两地各自的责任。
「澳门回家了」过去国家力量可能无暇顾及边陲小城，只要交上亮丽经济成绩便合格过关，现在领导人的打分标准改变了，小城也必须与邻埠一样积极回答这份国家级试卷，所有孩子无分好坏一视同仁，图为1999年回归的澳门。 图／美联社
